Frieze London，艺术是社会的缩影？

Frieze London开幕后，参观者们对VIP们即将透露的八卦或者可能的一掷千金抱有浓厚兴趣，多半没有留意到周边越来越激进的艺术氛围。

宽阔的过道和质朴的展位设计让许多作品看起来更养眼，然而Frieze论坛和相关项目涉及的主题却让人不那么“舒服”。今年的论坛由Frieze基金会和Frieze杂志联合举办，而不是艺博会。主题涉及诸如同性恋权利（“性，政治和抗争”，10月18日下午1点30分），种族平等（黑人音乐电影典藏——Black Audio Film Collective的联合创始人、艺术家JohnAkomfrah领衔的主题演讲，10月19日下午1点30分），以及残疾人权利（Jérôme Bel有关“残疾人剧院”小品的讨论，10月20日下午1点）。由Nicola Lees组织的Frieze项目甚至考虑到了儿童权利，Emdash Award得主Pilvi Takala把一万英镑奖金除去项目花费的剩余部分都捐给了一个服务8到12岁儿童的委员会）。

巴西艺术家Rivane Neuenschwander的参与互动式项目体现了对“监控”的关注。这与其他许多双年展上的作品相似，反映了日益政治化的国际环境。在第13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展期直到10月20日）上出现的“将公共空间当作政治论坛”的概念与土耳其的持续动荡有关，用双年展策展人Fulya Erdemci的话来说，这是核心关注。第4届塞萨洛尼基当代艺术双年展（Thessaloniki Biennale of Contemporary Art，展期直到2014年1月31日）则更直接地关注经济动荡以及面对地中海地区的国家认同危机。

激进与保守之争

对很多艺术家来说，反映复杂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和个体因素相当重要，但是抗争性的作品从商业角度来看不怎么讨好，很难在艺博会上找到立足之地。“在艺博会这样的场合，’抗争’是不适合的，也不相干，更不可能，”艺术家““Bob and Roberta Smith”说道。他最近的公开抗议活动针对与艺术相关的问题，例如教育。主持“性，政治和抗争”讨论会的作家Jennifer Kabat说：“对于同样的问题，收藏家与艺术家的立场是不同的，此间的隔阂自古以来便有。另外，有关死亡，丧失，不公等种种题材的作品不易出售。”与相对温和的政治题材比较，激进主义显然更难被接受，难以放进公认的框架，所以被干预或者被中止也挺平常。

就政治题材的作品来说，新收藏家的个人经历有相当大的影响。中东，中国和俄国的收藏家品位是出了名的保守和望而却步。此外，在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政治问题之一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涉及到那些“百里挑一”的精英，他们是诸如艺术收藏这类财富游戏的积极参与者。艺术市场本身已经变成艺术激进主义关注的焦点，这可以从一系列项目活动中看出来，例如“占领”，还有上周发表的一些文章，那些文章质疑艺博会和外界争端的相关性。“尤其是在伦敦，当然能感受到富人变得更富，但是不能把这个结果当作原因来指责，”伦敦艺博会的共同负责人Matthew Slotover说。

不论抗争是不是该在艺博会上出现，“局势紧张”倒是符合对当前艺术市场的批评。艺术家Grayson Perry参与了英国广播公司Reith Lectures节目。昨天播出了四个系列讲座的第一讲，他在节目里质疑了艺术品成本导致的市场准入障碍。尽管面临的问题不能就这么归咎于艺术市场，但是艺术市场的参与者也不能说就完全没有责任（这周参与艺博会的人们说他们欢迎讨论）。“Bob and Roberta Smith”说：“这是出资方和把关者的责任——博物馆馆长、艺博会组织者、策展人，当然还有艺术家——需要克服高价格和排他性带来的理解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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