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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春运:路途遥遥团聚难得 春节备显珍贵

张雄艺术网 http://www.zxart.cn发布时间:2019-01-29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关山远

摘要: 或许其形成的过程,正是在许多许多年前,那些在缓慢的旅程中一点点靠近家乡的古人心中积淀下来。因为回家如此艰难,团聚如此难得,春节,才如此珍贵,年味,才如此浓烈。

原标题:古人的春运:慢悠悠的路途,沉甸甸的乡愁




又是一年的“春运”时间。掐着日子,选择火车、飞机还是自驾……归心似箭。


箭脱弦而出的速度,大约在每秒50米,折合为时速180公里,在今天中国的高铁中,复兴号时速350公里,和谐号300公里,已远远超过了箭的速度。


如果还原古人的“春运”,我们会发现,正是在古人慢悠悠的回乡路途中,沉甸甸的乡愁积攒而成的年味,才如此刻骨铭心。



从北京到江苏宜兴,1100多公里,在今天,自驾的话,大约12小时,乘高铁,只需5个半小时,最快是坐飞机,北京飞南京,不到两小时,出机场再坐大巴,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但是520年前,一个宜兴人从京城回乡过年,足足走了差不多一个月:1498年,大明王朝弘治十一年,这年腊月,成功请辞告老还乡的一代贤相徐溥,终于踏上了回乡之路。从腊月初启程,腊月二十七,才回到家里。后来他给同僚李东阳写信感叹说:这一路折腾得啊,我这把老骨头都要散架了。这一年,徐溥已经71岁了。


在徐溥那个年代,从北京到宜兴,最佳路线是乘船走京杭大运河。徐溥当过“四朝宰相”,回乡路上享受的待遇不一样,仍然累成这个样子,可见其他归乡人在漫漫长路上遭遇的劳苦了。


或许,今天春运路上还有朋友对“堵车”“抢票”发慨叹,但是放在古代,那才真叫难。一部古今春运史,背后是中国交通变迁史。


可以说,古代交通状况,决定了古代春运的半径、规模与质量。


中国古代交通的大发展,是从秦朝开始的,到汉朝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秦朝对中国交通的意义,在于秦始皇推出的“车同轨”。著名学者白寿彝在《中国交通史》一书中写道:“‘车同轨’,实在充分表现了秦汉交通之大一统的新精神。它在字面上,虽只是要各处车辙的度数相等,各轮间的距离划一;实际上,也告诉了我们:这时的车辆已可畅行中国各处,这时的交通情形已需要车辙和车轮度数的划一了;如果车辙和车轮的度数不能划一,一辆车子便不能畅行各处,便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了。”


秦汉之前,交通是很落后的。遥想当年,孔子坐在缓慢前行的牛车上,奔波于各个诸侯国之间,在今人眼里,是典型的慢镜头,辘辘的木车声中,时间似乎停滞。这是老子喜欢的境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秦始皇不喜欢,统一六国之后,他将发展交通作为国家行政的主要任务之一,陆路交通得以快速发展,除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车同轨”制度外,他还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东至燕齐,南至吴楚,西达临洮,北达河塞,全程共八千九百多公里的“驰道”。


“驰道”,算是当时的高速公路了。《中国交通史》上说,驰道所采的路线,都是按最近的距离规定的,没有什么迂回曲折的地方,所以又叫“道”。驰道的建设,是“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路线之长,宽度之阔,取道之近,建筑之坚实侈丽,“真是一个前古无匹的大工程”。试想想,如果在孔子的时代有了驰道,他老人家周游列国的时间,也不会有14年之漫长了。


汉代交通又达到一个新高度,褒斜道连通了长安与巴蜀,夜郎道延伸到云贵高原的莽莽群山之中。最有名的,当属连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的开拓。这条路,让汉朝时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焕然一新。


从中国历史的规律来看,大一统时代,交通就能获得长足进步:隋唐时,运河建设卓有成效,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网,唐代还修建了石门道,将川滇和中原连接起来;宋元明清时期,交通建设也越来越多样化,陆海交通均获得长足发展,比如有堪称伟大的“郑和下西洋”,到了清朝,丝绸之路上的茶叶贸易,也依托当时先进的交通,鼎盛一时。


但是,从一个大的时间跨度来观察中国古代的交通,人在路上,始终是艰难的。到了晚清,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国,在引进铁路、轮船和汽车之前,道路状况与交通方式,千年来并无质的飞跃。“行路难”,始终是不变的主题,当时漂在外地的人,要想回乡过年,往往需要提前一两个月动身,才能赶得上在迎接新岁的爆竹声中,回到温暖的家。


1053年7月,时任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守的欧阳修,护送母亲灵柩南下祖籍地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归葬,这年冬天,再返回颍州过春节。在今天,从阜阳到永丰,不到1000公里,开车也就9小时,但当年欧阳修在路上就来回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他感叹说:“水往陆还,奔驰劳苦”。



“奔驰劳苦”,确实是古代“春运”的主题词。明朝有个叫王锡爵的大臣,有一年雇船回老家松江(当时属江苏)过年,经漫长的旅程,老家在望了,开心啊,但马上心情又变差了:靠岸时码头上乌麻麻全是船,挤了两个时辰才挤进去……


在铁路、轮船、汽车出现之前,舟车牛马,是中国人千年不变的交通工具。


1793年,英国人马戛尔尼率领使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抵达中国,其实是想通过谈判打开中国市场。当时马戛尔尼带了一堆代表英国工业革命成就的产品来中国推销,其中包括两辆马车。马戛尔尼对英国马车打开中国市场充满信心,因为他抵达中国后,体验过中国的马车,沉重,缓慢,而且特别颠簸。他还近距离观摩过乾隆皇帝的“御驾”,同样是式样笨重。他带来的英国四轮马车可不一样,带着浮悬弹簧,可以有效减震,乘坐舒适度很高。


但是,马戛尔尼失望了,他无功而返,带来的各种产品被束之高阁。不是英国的产品不好,而是中国的皇帝太守旧,认为自己的东西已经很好了,比如马车,上千年都这么颠簸着过来了,难道还不好吗?


是的,千年不变,中国古人就乘坐着笨重的马车或牛车,在路上颠簸往返,无论是上任,赶考,还是旅行,或者,回家过年。


古代没有相机,当时的交通工具究竟如何?好在,还有古画流传于世。以宋朝为例,从传世的宋画看,如《清明上河图》《溪山行旅图》《盘车图》《雪溪行旅图》等,大多是牛车,也有少量驴车。有人研究过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全卷共有八百一十四人,九十余匹动物,十三辆车,二十九艘船,八顶轿子。车、船、轿子,就是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人骑马或者乘坐马车的不多,主要原因是:“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和西夏崛起后,中原失去了战马的主要来源,因此严重缺马,需要耗费巨资向周边买马,有钱人才养得起马,普通人家,一般骑驴,当时京师开封还有专门出租驴子的商铺,相当于今天的出租车公司。能够出租马的,就等同于今天的豪华专车服务了。


在宋朝,春节已经是非常重要的节日了,著名的《东京梦华录》一书,就记载过当时春节前开封城外拥堵不堪的情景。当时的车,有“太平车”“平头车”“串车”,太平车是大车,连成一排,用二十多头驴或骡子来拉,也有用六七头牛来拉的,堪称古代的大型平板货车了。名画《雪溪行旅图》中,还出了三辆三牛厢车,以三牛牵引,双层车厢,上层低而宽,是卧铺,下层高而窄,是车厢,整个车子呈拱形。从画中可以看出,最前边的那辆车有人正从下层向上层爬去,第二辆车门大开,车上层有人裹被而卧,下层一人闲坐。最后边的车上下层皆闭门,可能是行李车。这幅画描述的是雪中赶路,可以称之为“大宋春运图”了。


从古人记载来看,除官员有公家配给外,民间无论租赁车还是轿子,都有明码标价,如果没钱,就只能靠两条腿了。


当然,古代等级森严,对于乘坐什么规格的车、几人抬的轿子,都有明确规定,一旦超标,就可能给弄个“僭越之罪”,土豪们再有钱,明里也不敢乱来。历史记载的皇帝之外最奢华的一次出行,是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4月),首辅张居正离京回湖北江陵老家。当时他乘坐的是前八后八左八右八的32人抬巨无霸大轿子,这个轿子大到什么程度,像个小阁楼,里面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地方官员为了让这台巨无霸顺利通行,增派民夫,拓展路面,动用工匠,加宽桥梁,忙得不亦乐乎。


即使对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居正来说,这轿子无疑是严重超标了,更甚的是,还有精锐部队护卫,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这支回乡队伍除了肃静回避的仪仗队,“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


当时张居正权倾天下,这次回乡,拉风得很,但无论是高调秀恩爱,还是高调秀权势,都没好下场。张居正死后,遭受清算,这顶巨无霸大轿子,成了一大罪状。



南宋诗人陆游写有中国古代第一本长篇游记《入蜀记》,当时他由山阴(今浙江绍兴)赴任夔州(今重庆奉节一带)当通判(知州的佐理官),乘船由大运河转长江水路前往,经今浙、苏、皖、赣、鄂、渝六省市,历时160天才到。


如果走陆路,要花更长时间,毕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陆游那个时代的交通条件下,行速相当缓慢。史载,当时“马日行七十里,驴及步人日行五十里,车三十里”。以北宋为背景的《水浒传》,林冲被打了一顿棍子、脸上刺上字,给发配沧州,书上写道:“第一日走了‘三十里多路’”,再走了三两日,投宿村中小店,被董超、薛霸两个坏蛋蓄意用开水给他洗脚,脚底起了大血泡,翌日更走不动,然后在野猪林动手。可见当时林冲带枷而行,身上又有伤,也只能每天走30多里路。


遥想当年,一个四川人在京城(无论是开封还是北京)为官,要想回乡过年,是何等漫长的旅程!


名山大川,是旅游好去处,却是回家的最大阻碍。在今天,从湖南衡阳到武汉,高铁一个多小时可达,但就在三百多年前,晚明衡阳的王船山到武汉参加乡试,回家途中,差点葬身鱼腹——当时湖南到湖北,需过洞庭湖,王船山乘坐的船,过城陵矶港时,忽然狂风大作,帆船撞上礁石,散了架。


清朝雍正以前,湖南还是湖广省的一部分,省会在武昌,考举人的考场即“闱场”设在武昌,湖南的秀才要赶考,必须渡过八百里洞庭湖。毛泽东的岳父、湖南著名学者杨昌济曾回忆,他的外祖父向肇昆,就是因为陪伴两个弟弟去武昌赴考,途中过洞庭时遇大风浪惊吓得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的……可以说,一湖洞庭水,断了无数学子“闱场”梦。一直到雍正元年,南北分闱,在长沙设立考场,从此湖南进入人才辈出的时代。这就是地理对地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影响。


试想想,王船山时代要想有“湘鄂情”,何等艰难,湖北女婿春节要陪夫人回湘过个年,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当然,除了路途艰险,古人春节回家,忌惮的还有路上的强盗劫匪。《徐霞客游记》中记载有,这位古代最牛“背包客”曾经在路上三次遇到强盗。其中在湘江上的一次最为惊险,差点丢了性命:当时强盗先以一男孩哭泣诱骗,徐霞客同伴不忍心,上岸去察看,回船时,强盗趁跳板还没撤,从河滩草丛里冲出来,点燃火把扑上客船,闯进舱室挥舞刀枪向客人乱戳乱砍。船客们在狭窄的空间里躲无躲处、逃无逃处,为保命只得掀开船篷、赤身裸体往冰冷的江里跳。徐霞客最后一个跳江,倒栽下水,耳朵和鼻腔都灌了水。好在他个子高(一米八),水深只齐腰,挣扎出头后刨着水爬到相邻的运谷船上,“身无寸丝”,有位好心的船客脱了自己身上一套单衣单裤给他遮羞御寒。


在路上,还有比强盗更可怕的。


今天,欢度春节的人们,或许会到动物园看看老虎什么的,当年,那可是老虎等在路上看人。历史上有太多虎患的记载,尤其是明清时代,人口繁盛,四处拓展,老虎们开始走出深山,惨烈的人虎大战开始了。公然游荡在路上甚至村庄的老虎,成了时人挥之不去的噩梦。


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一次告别,可能就是永别了。唐代诗人陈陶有一句诗催人泪下:“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试想想,新春佳节之际,一个妙龄女子在爆竹声中沉沉睡去,梦见了自己的心上人,而这个人,早已经是万里之外的一堆枯骨了,他再也不能回家过年了。



明朝有个大臣叫杨廷和,四川人,很有名,他的儿子杨慎更有名,后来中了状元,写下了著名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杨廷和曾在京城国子监求学多年,有一年春节归乡省亲,先是步行到今天的北京通州大运河,然后乘船,再转船,兜兜转转大半个月,才平安到家。


国子监是古代的最高学府,没有寒暑假、双休日,但是春节放假,学生回家,国子监还提供差旅费。令今天大学生羡慕的是,国子监学生可以请“长假”,长假可以长到一年,如果超过一年而又不来国子监销假,就要除名。杨廷和回四川过春节,应该是请了长假。


古代的春运人群,远不如今天规模之大。孔子说过,“父母在,不远游”,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基本上都被禁锢在土地上,很少有远游的机会,远游在外,然后春节有条件回家的,基本上是这么几类人:官员、考生、商人、手工艺人。

官员春节均放假,《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一书写道:宋朝官员的休假,大致分为公假和私假两大类,公假有节假、旬假、国忌假(本朝先帝、先后逝世纪念日)、外官上任假、唱名后假(给考官放的)、朝假,还有特殊情况给假等;私假有婚嫁假、丧假、病假、探亲假、私忌假等。有意思的是,宋代官员的婚嫁假,自身结婚有九天假,亲人结婚也放假,视血缘亲近,假期不一,亲兄弟结婚,有五天假,曾孙、玄孙等结婚,给一天假,享受这个假期,应该是白发苍苍的年迈官员了。


宋朝春节放假是这么规定的:“假七日,休务五日”,这里的“假”是指在京的官员免予朝参,就是皇帝不上朝了,“休务”是指各级官署停止办公。对于家乡远离京城的官员来说,这一点点假期,无疑是回不了家了,官员回家,基本上都上请探亲假,给假最多不超过一个月,当然,除去路程。


其实古代官员能够请假回去过年的,并不多,因为皇帝要请大臣们一起过年。《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写道:宋朝的春节,朝廷准许京城百姓“关朴”(主要是赌博)三天。大家都穿上新衣服,到街上去逛,“其间开设舞场、歌馆,车马交驰,热闹异常。傍晚,贵族妇女出游,入场观看或进市店饮宴。”朝廷则举行正旦(大年初一)“大朝会”,皇帝端坐大庆殿,四名魁伟武士站在殿角,称“镇殿将军”。殿庭列仪仗队,百官都穿朝服冠冕,各州进奏官手持土特产,各路举人解元也穿青边白袍、戴二梁冠立班,外国使臣,也随班入殿祝贺。朝贺毕,皇帝赐宴。宫城外,已结扎起山棚(灯山),百官退朝时山棚灯火辉煌,金碧相射……


如此看来,在古代,多数家在外地的官员,是很难回家过年的:路途遥远、花费颇巨、难以请假、皇帝要陪……


唐朝诗人戴叔伦有一首《除夜宿石头驿》,写尽了不能回家过年的哀怨:“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当时戴诗人任抚州(今属江西)刺史,他家在金坛(今属江苏)。抚州到金坛,哪有万里?但是对一个春节不能回家的人来说,“万里”,指的是心理距离。


古今悠悠数千年,无数人漂泊在外,春节思家,在时间里留下过酸楚慨叹,只是除了官员、士子之外,绝大多数平民百姓没有留下声音。还好有音乐,云南哀牢山《赶马调》,记录了当年茶马古道上,那些“马帮”春节思家的歌谣,今天听起来,潸然泪下:


可怜可怜真可怜

赶马不在家过年

世上可怜赶马人

大年初一就出门

腊月赶马大寒节

遇着哀牢下大雪

三十晚上回不到

老娘挂儿孙挂爷

富豪过年在家中

马哥过年路边蹲

哀牢山中老虎叫

骡马不走就地跪

无量山中人熊笑

骡马逃鞍收不拢

赶马要给钢铃响

钢铃响着马壮胆

……



“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蒸枣花;二十九,去打酒;年三十儿,捏饺子……”


遥想当年,经历十几天甚至数十天才回到老家过年的游子,听到这些民谣,怎不热泪盈眶?


春节,是中国人仪式感最强的时间。这种仪式感,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深藏于血脉中,如此顽强,很难更替。或许其形成的过程,正是在许多许多年前,那些在缓慢的旅程中一点点靠近家乡的古人心中积淀下来。因为回家如此艰难,团聚如此难得,春节,才如此珍贵,年味,才如此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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