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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美术由隐入显 重归主流成发展必然

张雄艺术网 http://www.zxart.cn发布时间:2018-09-06 来源:中国美术报 作者:董雷

摘要: “文革”之后的时期却不同,社会风气的改善也带动了艺术创作的自由,不论是伤痕美术的反思与追问,还是乡土写实主义的忧伤与感怀,或者玩世现实主义的种种颠覆性实验,都呈现出新时期现实主义美术的多样形态与面貌。

原标题:主流价值观的回归与重建——新现实主义美术的当代叙事


自伤痕美术和乡土写实主义美术时期开始,现实主义美术便形成了截然于传统形态的自我变革。可以认为,正是从这时起,现实主义美术开始了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和多样性的探索实验。形成这种判断是基于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艺术创作始终沉浸在对权威和个人崇拜的痴狂之中。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美术更是无法脱离体制的绝对影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成为艺术创作的指导方针,这显然违背了艺术发展的规律。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发自内心的创作冲动和激情,而是对主流权威和话语中心的绝对服从,甚至是被误导下的盲目或逆来顺受。这样的作品传达的不是艺术家创作的自觉,而是一种迫于时势的明哲保身或立场坚定的自我表白。而“文革”之后的时期却不同,社会风气的改善也带动了艺术创作的自由,不论是伤痕美术的反思与追问,还是乡土写实主义的忧伤与感怀,或者玩世现实主义的种种颠覆性实验,都呈现出新时期现实主义美术的多样形态与面貌。


现实主义美术由隐入显


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现实主义被重新挖掘、认知的重要阶段。迫于中国社会的许多现实问题需要文化界给出答案,使现实主义回归的话题被重新提起,这也成为近年来文化艺术界颇受关注的重要现象。于是,以文学界为先锋,掀起了一场全面回归现实主义的热潮。回顾“文革”以后十余年的发展历程,现实主义文学经历了相当严峻的考验,各种带着新观念、新形式、新标志的文学品类层出不尽、样式繁杂,对现实主义文学的颠覆达到极端的程度。但是,面对社会转型期生活现实的巨大冲击和读者大众对文学所应具有的关注现实品格的呼唤与期待,现实主义文学的重振成为了社会关注的时代话题。此时,现实主义作家毅然承担了这份社会责任,努力为处于困窘状态的中国文学找寻一条出路。在这种境况的催生下,出现了一批具有现实主义特色但表现不够充分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虽然在形式、内容和表现上仍不够完善,但作为社会转型时期一种文学潮流的过渡,毕竟为现实主义的回归吹响了冲锋的号角。


现实主义文学的复归,也带动了电影界、美术界对现实主义问题的重新认知,现实主义的价值在此时得到了深层次的理解与挖掘。在美术界,一批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家,如方增先、孙为民、沈尧伊、张江舟、郑艺、王宏剑、忻东旺、袁武等,他们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日趋鲜明,并形成了现实主义的整体面貌,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相当的声誉。在他们的推动下,现实主义重新获得了人们的关注。同时,虽然现代艺术在短时期内的飞速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使中国美术的整体面貌呈现出多样性的变化,但快速发展也导致了许多违背艺术规律现象的出现,同时某些极端化、功利化的行为也使现代艺术的发展方向与其初衷背道而驰。


 方增先 母亲 纸本设色 145cm×145cm 1989 年

方增先 母亲 纸本设色 145cm×145cm 1989 年


首先,面对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人迫切需要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反映现实生活。虽然此时的现实主义处于式微,但其独特的艺术表现语言和精神内涵使其仍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性职能,依然能够反映、表现当下的社会问题,包括对现实的批判和追问(批判现实主义),以及对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其次,源于人们对现代艺术中高蹈的、自我的和私语化的行为状态不满,对个人情感和精神的过分陶醉,对观念和主体意识的执著迷恋,使现代艺术成为一种个人经验的表达和宣泄,作品缺乏与观众的互动与共鸣,这样的艺术也必然被观众抵触甚至抛弃;此外,现代艺术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性。它一方面表现出高蹈的自主中心样态(以观念艺术、抽象艺术为代表),而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强烈的媚俗化倾向(以艳俗艺术和新生代为代表),乐于表现一些形而下的个人经验,对社会生活中细枝末节的形态表达得过于低俗,抛弃了艺术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此情况下,呼唤现实主义回归的声音愈发强烈。


 张江舟 热血·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 纸本设色 350cm×600cm 2009 年

张江舟 热血·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 纸本设色 350cm×600cm 2009 年


在1994年11月于广州举办的“90年代中国美术创作理论研讨会”上,与会专家针对当时美术创作中的照搬西方、崇洋不化的现象予以了批判,主张脚踏实地地反映现实生活,从事严肃的艺术劳动,创造出具有高昂时代精神的美术作品。当时的艺术家已经摆脱了对现代艺术的盲目迷信,自觉地回归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现实主义美术的春风已经徐徐吹来。在1995年1月于北京举办的中日美术研讨会以“走向21世纪的东方美术”为主题进行探讨,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也成为了研讨会的中心话题,著名画家靳尚谊发表题为《现实主义与中国油画主流》的讲话,进一步明确了现实主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现实主义所应具有的美学品格以及如何进一步实现现实主义的深化与拓展。自此之后,现实主义美术经过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共同努力,逐渐摆脱了“85新潮美术运动”的阴霾。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现实主义美术的境况又得到了极大改观,《美术》作为国家级核心美术期刊,其刊登文章正式明确了现实主义在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50年来中国美术发展进程中的主流地位。此外,《美术》杂志更是在2005年初牵头召开“现实主义学术研讨会”,在理论上重新开展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再讨论和再认识,对现实主义精神的重新彰显给予了有力的推动。


 袁武 《进山》四联画(局部)纸本设色 380cm×600cm 2006 年

袁武 《进山》四联画(局部)纸本设色 380cm×600cm 2006 年


重建现实主义美术的当代性


美术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提倡的现实主义回归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复兴,而是更倾向于一种现实主义精神的当代性重建,旨在重新体现现实主义美术所富有的时代感。现阶段,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特点并深谙中国现当代文脉的现实主义也处于不断演进、反思和前瞻之中,作为永远与现实生活同在,不断发展和突破狭隘观念,拥有强大生命力与包容性的现实主义,其外在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而其所内敛的“求实精神、实证精神、人文精神、独立精神、批判精神、自信精神和无畏精神的集合,这些精神的弘扬是现实主义……最大价值所在”。现实主义被时代赋予的全新内涵也进一步策动了它的全面复归。


但是,面对现实主义的回归与重建,虽赞赏附和者众多,而质疑诘难者依然存在。质疑诘难者以西方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的艺术发展进程为例证,因为西方现代艺术抛弃了严谨的现实主义,转而投身表现、象征、抽象以及观念、行为、影像等现代艺术或后现代艺术样式。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惟西方艺术样式马首是瞻的人在中国美术界不在少数,他们对被西方艺术界丢弃的现实主义嗤之以鼻,认为只有追随西方的现代艺术步伐才能实现中国艺术的繁荣。但是他们忽视了重要一点:西方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流派的频繁更迭,是在工业社会高速发展的条件下,为适应审美需要的变化而进行的一场客观选择。而当代中国社会尚处于后农业化时代,因为与西方国家后工业化社会发展的不同步性决定了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艺术样式去发展。而现实主义代表了社会最基本的审美需求,并且现阶段对现实主义的重新选择,也是由大众的审美要求所决定的。


 忻东旺 早点 亚麻布油彩 200cm×190cm 2004 年

忻东旺 早点 亚麻布油彩 200cm×190cm 2004 年


缘于此,现实主义的回归,既体现了整个时代的审美诉求,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当下,中国正处于伟大的历史发展时期,经济的迅速崛起需要积极、昂扬的精神动力与之相呼应,同时刻画社会各阶层中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既适应现实主义创作的需要,同时也符合歌颂时代精神的社会需求。而这种对典型人物的刻画,不再遵循“文革”时期“高大全、红光亮”的形式法则,也不再是片面的主流意识形态下所宣扬的主旋律风格。甚至,对现实主义含义的理解,也随社会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新现实主义美术具有批判精神与快乐意识并存的双重属性。一方面,现实主义艺术家试图在变动的社会中间寻找确切的现实主义元素,这表现在作品中体现出对社会现实的逼问,对社会底层人群生活状态的关注,以及对社会发展进程中丑恶现象的深刻批判,这些共同构建了新现实主义美术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美术作品中还体现出人性光辉的一面,快乐的意识和元素隐含于作品中,更多的是一种个人情怀的彰显,呈现出对美好生活、社会和谐的憧憬。


总之,现实主义美术的回归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当代性的烙印,多样性的内涵特征、价值判断和叙事语言,丰富了新现实主义美术的表现样式,多元化、多样性的现实主义美术正逐渐趋于完善。


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新现实主义美术的当代实践


在中西方美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批表现重大题材的美术创作穿越历史的迷雾,熠熠生辉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包括《女史箴图》《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以及《拿破仑加冕》《荷拉斯三兄弟》《梅杜萨之筏》《近卫军临刑的早晨》等等,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各自时代的经典。而今天在中国美术界如火如荼开展的一系列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无疑成为新现实主义美术当代实践的一个例证。


随着国力的增强、文化自信的提升,以及长时间的实践与积累,进入21世纪的中国美术迎来了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高峰。在国家层面,以“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为开端,“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工程”“‘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等紧随其后,掀起了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一个个高潮,各省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也纷纷开展,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美术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现象。国家投入之大、参与艺术家之多、引起关注之广在新中国美术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新时期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进入了“井喷期”。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艺术现象,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出来,极大地带动和刺激了艺术家的创作和当代美术事业的繁荣。从历史和哲学层面看,这是我们民族个性和人民审美需求的历史必然,而从国家的发展以及大的时代背景相结合的角度来看,这与“大国崛起”“文化自信”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杨晓阳、刘永杰 唐太宗纳谏 纸本设色 275cm×200cm 2016 年

杨晓阳、刘永杰 唐太宗纳谏 纸本设色 275cm×200cm 2016 年


作为国家层面主导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一系列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无疑在新时期将中国当代美术的定位和价值推升到了空前高度。而一系列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成果的出现,也恰好是对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建设,特别是提升广大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文化自信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其中,具有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精神和风格样式的作品毫无疑问是主体,而这也恰恰体现出了新现实主义美术极大的包容性。一方面体现艺术家对社会主体价值、责任的担当与回应;另一方面是艺术本体在表现语言上的不断尝试与实践。对于新现实主义美术创作而言,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是一个严肃而有意义的命题:艺术家主体要隐匿在重大历史题材庞大的主题叙事之中,才能更大程度地表现出作品本体所独具的审美价值,更大程度地体现崇高性。而在题材、主题确定的基础上,如何巧妙地、个性化地发挥,以达到主题性与艺术性二者结合最恰当的点,对每一位艺术家都是一个重要命题。艺术家的个人风格和艺术追求与国家意志的体现之间并不矛盾,而是具有巨大的融合空间。不能片面地、过度地强调艺术家的形式语言的重要性,更要注重艺术家形式语言与题材、主题性相结合,过度的个性化、装饰化、符号化,或者表现语言的过分夸张和形式感的片面强调,都会消解对主题的深化,归根结底,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是在钢丝上的舞蹈,钢丝既是对艺术家的限制,也是对艺术家潜力的最大激发,如何在有限的控制内发挥艺术家的更高水准和魅力,才是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者的极致追求。


时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从国家层面组织如此规模并成系列地进行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并不多见。这一方面体现了我们国力强盛和文化发展的客观需求,而更深层是由中华民族的历史逻辑和独特的现代化路径决定的。与美国和欧洲的现代性都不一样,从国家意识形态和大众的审美需求两方面来讲,中国的现代性有一个内在的渴求,就是“现实主义”。不能仅仅是国家需要,老百姓也有渴望,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一定是宏大叙事的,一定是以崇高性为核心的,以英雄主义为主体的。重大题材一定是已经发生的重大现象,甚至能够决定人类命运,决定历史走向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有其本身的客观规律,与一般的创作很不一样。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渲染、人物的塑造、结构性、表现性等方面都不同,这是由人民大众的历史记忆和历史需求决定的。这种内在的精神渴求,决定我们的现代化道路与别人都不一样。纵观近现代以来的各个时期,“现实主义”都是最受国家支持、民众认可的表现形式,这一点与西方对以“抽象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渴求恰恰相反。


重归主流——现实主义美术的发展必然


现实主义美术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有着深厚的文脉和悠久的传统。从历史上看,虽然历经过发展的高潮与低谷,以及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发展方向的把握上摇摆不定,但现实主义美术的重要性和存在的意义却不容置疑。有鉴于此,如何促进现实主义的美术创作在新时期呈现出新的发展面貌,成为美术家及美术理论界积极实践和探讨的重要议题。新时期的现实主义美术经过40年的转型与发展,已打破了以往僵化、教条、守旧的面貌,在表现样式、视觉形象、精神内涵以及所存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等方面都逐渐趋于成熟和完善,出现了一批坚持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艺术家,也出现了一些具有鲜明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的作品。但是,在我们为现实主义美术的回归与复兴庆幸的同时,也应认识到,现阶段的现实主义美术成就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理想水平,至少现今仍没有诞生与这个快速发展的伟大时代相匹配的现实主义美术作品,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画家群体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观念淡薄,对新时期的现实主义美术缺乏深刻认知。不可否认,在消费时代冲击下的现代社会,特别是艺术市场的繁荣,分散了画家对创作本体的关注度,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观照和应对必然消耗创作的内在功力。而且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也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画家的艺术选择,所谓“五色令人目盲”,即便是最坚定的现实主义画家,也会受到艺术大环境的影响。像老一辈画家一样,把对社会现实,以及偶像、英雄的刻画视为艺术生命,以毕生的努力去表现,这在现今是难以想象的。而一部分画家对现实主义美术特征认识不清,片面地理解现实主义就是写实的、政治性的,缺乏创造性和艺术感染力,以至于对当代现实主义仍采取否定的态度,也制约了现实主义美术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有关新时期现实主义美术的理论不足。为了重建现实主义美术,虽然多次召开有关的理论研讨会,但对于新时期现实主义美术的理论总结还是停留在只言片语的阶段,更多的是在艺术表现技法层面的讨论,罕见系统的理论著述。这与文学界关于现实主义的回归现状相比,在理论贮备方面就有着不小的差距。理论的匮乏制约了现实主义美术在新时期重建的脚步,缺乏理论指导的创作是盲目的,而这也是艺术家现实主义美术观念淡薄的更深层原因。


再次,现实主义美术表现形式的匮乏。虽然现实主义美术在新时期呈现出了多样性的表现形式,既包括传统现实主义美术对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继承,也有新时期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批判,以及平民英雄的塑造和当代社会介入、草根意识觉醒等等,但与现代主义的表现形式相比还显得过于单一。并且,现实主义美术的特性并非单纯的写实,也并非仅局限于绘画领域,新时期的现实主义美术是一个不被表现技法、样式和手段束缚的广义的概念,任何关注现实、表现现实,也就是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都可以被纳入到现实主义美术的话语领域中,因此其理所应当是多样性的。


虽然新时期现实主义美术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还有很多缺憾和不足需要弥补,但现实主义美术的重要性却日益凸显。随着现实主义美术的逐步成熟和完善,它必将是,也应当是中国美术具有代表性的美术创作方式和思潮。因为现实主义美术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能够承担起更多的社会道义和责任。在提倡文化复兴、文化自信的今天,我们需要现实主义美术,这既是国家的需要、民族的需要,也是人民大众的审美需要。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对新现实主义美术理论的逐渐深化和完善,经过艺术家们不断的尝试、创新和探索,必将诞生出能够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相对应的,代表中国文化高峰的伟大作品。而在这其中,以一系列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为依托的现实主义美术重归主流,也必将彰显出其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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