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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艺术之路上苦心孤诣的苦行僧

张雄艺术网 http://www.zxart.cn发布时间:2019-06-20 来源:澎湃新闻网

摘要: 林风眠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东西方艺术在他的画纸上融汇,最终演变成功,突破了传统时空、浓墨重彩、大喜大悲的戏剧人物。

原标题:钩沉|五届政协委员林风眠:艺术之路上苦心孤诣的苦行僧


林卫平


林风眠(1900年—1991年),中国现代画坛的艺术大师、杰出的艺术教育家、中国美术学院创始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市第一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他生于广东梅县,自幼喜爱绘画,19岁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在法国蒂戎美术学校进修西洋画,后又转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深造。风眠先生是“中西融合”最早的倡导者和最为主要的代表人,擅长描写仕女人物、京剧人物、渔村风情和女性人体以及各类静物画和有房子的风景画。



林风眠《火烧赤壁》


苦难相随


2014年4月,在上海世博会中国的宏大建筑里,为一代绘画大师林风眠专门设置的展厅,中华艺术宫正迎接着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


观众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林风眠一生中不同时期最具个人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品。作为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中国现代绘画艺术的先驱,林风眠用他悲天悯人的气质,将中西艺术的手法与精神奇特地契合在一起,为我们展示出了梦幻悠远的空灵和寂寥苍茫的意韵。


林风眠的作品始终笼罩着朦胧的诗意,浸透着淡淡的哀愁,这是一个艺术家来自心灵最深处的情感倾诉。这一幅幅生机勃勃的画作,因为岁月的沉淀而迸发出了浓烈、璀璨的生命力。尽管林风眠是20世纪中国艺坛上少有的代表人物,但是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却十分陌生而遥远。


“我生于倒霉的庚子年”!晚年的林风眠常以这句话开始他的回忆。


林风眠所说的庚子年是公历1900年,正是清政府与占领紫禁城、火烧圆明园的八国联军签署了“庚子赔款”的耻辱之年,也正是在庚子赔款签署前三天林风眠出生了。这一切仿佛注定了他一生命运的多灾多难。


2013年11月,《百年巨匠》摄制组对林风眠人生足迹的追寻,开始于这个被称作“华侨之乡”“世界客都”的客家人聚居地——梅州市。


这个院子叫“敦裕居”,是林风眠的父亲林伯恩起的名,大门上依然保留着当年他亲手书写的字迹。敦裕居听起来像是个书香门第,其实只是个穷苦人家,林家赖以生存的行当是做石匠。


梅州地处山区,石材丰富,石雕是一个自古就有的传统行当。今天,梅州的石匠手艺已经闻名全国,他们雕琢的石器甚至远销国外,当地的石匠也因此而富足。


然而100多年前,林风眠的祖父——石匠林维仁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作为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手艺人,他只能靠打石头挣点小钱,勉强度日。当时传统的梅州石匠,一般来接的要么就是寺庙里面的石料,那个时候盖寺庙也不多了;更多的其实是做墓地里的墓碑。


1900年11月23日,农历庚子岁十月初二,在这间十分简陋的屋子里,刚刚脱离娘胎的林风眠,就命悬一线。由于严重的先天不足,父亲林伯恩担心养不活,刚一出生就把他抱出家门,打算丢弃在村外的后山里。就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刻,母亲冲出门外,拼命从丈夫怀里抢过自己的孩子,林风眠因此捡回一条命。从此,母亲成为幼小的林风眠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在林风眠创作生涯中,仕女是他最重要的绘画题材之一。在这些几乎贯穿了他一生所有时期的代表作品里,这种静谧、凄美伤感的形象不断重复出现,似乎都在表达着同样的主题。很多研究学者认为,他这是在诉说对母亲深深的眷恋之情。


在义女冯叶的文章里,林风眠曾这样描述过自己的母亲:“姓阙名亚带,中等身材,是山区汉族与本地苗瑶混合的后代,她有美好的面孔和双眼皮。”


让林风眠终身难忘的是他五岁时看妈妈洗头的场景:“在小河边住屋空地里,一个秋天的午后,母亲的头发,放下的时候长长的,很美!这幅构图是很入画的。”


虽然母亲有着美丽的长发、姣好的面容,却并不为家里人待见。林风眠写道:“母亲的生活其实是很艰苦的。父亲,特别是祖父新娶的祖母,都似乎待她不好,一直是从早到晚,让人欺负。”年幼的林风眠一定无法理解这背后的原因。


在阁公岭村,林姓是一个大家族,祠堂里至今依然能够看到清朝末年家族宗法制度的影子。尽管这是一个地处偏僻的山村,但是在当时,礼教的规矩却无处不在。而林风眠的母亲是山里的少数民族,在族人眼里,这个山野女人完全不懂礼教规矩,林家娶她进门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家穷。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注定了林风眠会遭遇生命中那场即将到来的悲剧。


在林风眠五岁时,家里把他送到了本族开设的立本学堂,读书认字;既是石匠又能画几笔的父亲还教他临摹《芥子园画谱》。在这种临摹中,林风眠接受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启蒙教育。


但这样的快乐生活,不久就被一场现实的悲剧彻底毁灭。林家的祠堂,留给林风眠的是一生的痛苦。即,林风眠七岁那年,母亲由于不堪丈夫的冷落和家人的欺侮,与村里一个年轻的染匠私奔了,这对于林氏家族无疑是奇耻大辱。十几天后,母亲被族人抓了回来,痛打游街之后,被绑在祠堂前,浇上火油准备烧死。


林风眠当时被关在屋里,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家突然有种感觉,突然愤怒疯狂起来,找到一把刀,冲出屋门大叫,要去杀死他们,杀死全族的人。远远地看到了妈妈垂着手的形象。很多人把我抱牢了,夺了我的刀,不让我接近妈妈。大哭大叫了一顿,他们把我抱回家里。”


林风眠疯狂的行为和声嘶力竭的哭闹,挽救了母亲的性命,却没能将母亲留下。最终,家族决定把她卖掉。临卖前,林风眠溜出家门去看母亲,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从此天各一方,杳无音讯。


没有人知道,面对如此无情的现实,刚刚七岁的林风眠,是如何化解内心巨大的悲痛和愤怒的。也许正是这段悲惨经历,让后来成为艺术大师的林风眠,在一生中反复用画笔表现同一个主题——劈山救母。林风眠画过很多以“宝莲灯”“白蛇传”为题材的画,“救母”是他一生不能解脱的情结。


母亲离去后,年迈的祖父成为林风眠内心最后的依托。两人从此相依为命,林风眠回忆说:“祖父对我非常疼爱,整天叫我守在他身边,帮他磨凿子、递榔头;看他在石碑上画图案、刻花样。祖父对我是抱有希望的,他叫我老老实实地继承他的石匠手艺。他还叫我少穿鞋子,而他自己,无论四季阴睛,都是光着脚板。他说:脚下磨出功夫来,将来什么路都可以走!”


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青年自上海启程赴法。他们大多乘坐法国邮船公司的邮船去往法国。


对于年幼的林风眠而言,祖父无疑是不幸之后唯一仅存的万幸。就是这点万幸,为林风眠不幸的人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


八岁那年,祖父给了他几枚铜板。对于靠黄豆就菜的林家来说,即使大人,也不敢将一枚铜板视为小钱:然而,逃离心切的林风眠却不顺一切地用这几枚铜板为自己下了一生的赌注:三天后,他赌赢了,中了一个头奖,得了1000块大洋。


1000块大洋,对于处境穷困的林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做梦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而在清末,一个县令一年的俸禄也不过四五十块大洋。这笔巨款足可以在省城广州买一座带花园的洋楼。


这笔钱是祖父去拿的,而且是由祖父来掌管的。因为有了这笔钱,父亲也续弦了,续弦以后就养了三个孩子,都是靠这笔钱来开销的。到林风眠1919年出国时,只剩200块。


由清末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等人创办的梅州中学,始创于1904年,建校以来,这里一直是广东、福建等地学子的求学之所。1915年,15岁的林风眠踏进了这所名校的大门,开始了四年的学习生活。在这里,林风眠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美术老师梁伯聪,正是这位梅州历史上最后一个能书善画的秀才,将林风眠引向了艺术的新天地。


由于早年随父临画,林风眠早熟的画才得到了梁先生的赞赏。他发现这个学生对形象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并且善于发挥和创造,于是经常破格给林风眠的作业打出120分。同学们不解,梁先生说:“你们画得与我一样好,可得100分,他比我还画得好,自然该得120分。”


求学期间,亲朋从南洋带回的一些外文书籍,也让林风眠好奇不已。书中那些色彩丰富、形象逼真的西洋画插图,使得从小临摹惯了《芥子园画谱》的他,看到了另一个不同的艺术世界并心迷向往。


据林风眠在梅州中学的同窗好友林文铮后来回忆,中学时,林风眠除了喜爱绘画,对诗词尤其是唐诗特别着迷。他们的志趣不谋而合。于是两人召集了学校里的一群少年诗友结成了“探骊诗社”,林文铮任社长,林风眠任副社长,大家同声唱和以诗会友。这种传统诗文的陶冶,不仅给林风眠打下了坚实的古典文化功底,也为他后来诗情画意的创作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力。


林文铮与林风眠不仅志同道合,而且在多舛的岁月中一生相随。而他们的另一位诗友,面对黑暗的世道,最终选择了弃笔从戎,成为了新中国开国元帅,他叫:叶剑英。


1919年7月,中学刚毕业对前途感到彷徨的林风眠,收到了林文铮从上海发来的信函,获知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欣喜若狂。自幼便对西洋艺术有着美好憧憬的林风眼,毫不优豫地拿着中彩票剩下的最后200块大洋来到上海。


1919年12月25日,作为第六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和林文铮一起登上了开往法国的邮轮“奥德雷纳蓬”号。同船一行的还有蔡和森、蔡畅、向警予、葛健豪、李立三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林风眠《栖》

林风眠《栖》


为艺术战


法国的首都巴黎,散发着由文化艺术积淀而成的浪漫情调,巴黎风情,来自它得天独厚的艺术底蕴,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就是这样一块艺术的风水宝地。坐落在波拿巴路尽头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300年来,一直引领着世界艺术的时代风潮。


1921年9月,从梅州山区赤脚走出来的乡下青年林风眠,以及林文铮和后来成为中国雕塑泰斗的李金发。这三个未脱稚气的年轻人,一同来自梅州中学又ー同进入巴黎美院,他们怀揣共同的艺术理想,注定要书写中国近代美术史上非凡的一页。


100年前的欧洲,绘画艺术的主流已从古典的写实主义,经由印象主义悄然过渡到了现代主义。除了部分美术学院保留的基础教学科目外,艺术家们大都摒弃了近代以来严格写实、照物象描摹的古典主义造型方式,转而探索自由表达主观意象的艺术手法。


当林风眠来到巴黎时,野兽派的马蒂斯和立体派的毕加索,已经获得法国艺术界的认可,成为最受时代追棒的新星。怀抱一腔热情前来学习西方艺术的林风眠,会选择哪一条道路呢?


在林风眠进入巴黎美院一年之前,他来法国的第一站是枫丹白露的法语学校。半年之后进入了第戎美术学院,靠做油漆工的微薄收入,开始学习绘画艺术。


在院长杨西斯的工作室,林风眠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与思想的双重启蒙。对艺术的理解和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不再是儿时临摹《芥子园画谱》或少时喜爱的西洋画片,而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思考。


林风眠独特的绘画天赋使杨西斯惊叹不已,于是杨西斯决定为他创造一次机会,就主动对他说:“你就不要在我这里学了,我给你推荐到巴黎美院吧。”林风眠非常感谢校长,就转学到巴黎美院了。


林风眠在巴黎美院院长柯罗蒙画室的学生注册表上排名1629号,注册日期为1921年5月26日。


在柯罗蒙这位法国学院派大师教过的中国学生里,除了林风眠,还有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悲鸿。徐悲鸿选择了学习写实的古典主义绘画技法,而林风眠却在老师的指导下走上了现代主义之路。当时的柯罗蒙或许未曾料到,这两位学生将会对他们祖国未来的艺术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年后,当林风眠把自己的画作展示给专程来巴黎探望他的老院长杨西斯时,谁知杨院长很不满意,批评林风眠学得太肤浅。他诚恳而严厉地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的艺术有多么宝贵的优秀传统啊!你怎么不去好好地学习呢?去吧!走出学院的大门,到东方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去,到那富饶的宝藏中去挖掘吧!”


老师的指点,对于在艺术创作上一度沉迷在自然主义框子里的林风眠,犹如当头一棒,让他猛然警醒。于是,他开始把目光投向承载了几千年优秀传统的中国艺术。


在博物馆,林风眠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古代精美的陶瓷和绘画珍品,激动不已,他折服于中国传统艺术的超凡魅力。多年后他感叹道:“说来惭愧,作为一个中国的画家,当初我还是在外国、在外国老师指点之下开始学习中国的艺术传统的。”


巴黎美院位于著名的拉丁区,当时由于房租低廉,这里曾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底层贫困艺术家的聚居地。这群自由自在、生性乐观的艺术家们并不在乎物质贫富、他们热爱艺术,天真善良,为人单纯。林风眠后来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与五七同志,终日埋首画室之中,奋其全力,专在西洋艺术之创作,中西艺术之沟通上做功夫。”就在这样的艺术氛围和生活方式的浸淫下,林风眠逐渐滋生了一种追求纯粹的艺术理想。


如果说西洋的留学生涯让林风眠在艺术上收获颇丰的话,他收获的不仅仅只是艺术,还有一份刻骨铭心的爱情。


1923年,应好友的邀请,林风眠与同学结伴来到德国观摩、写生,开始了为期近一年的游学生涯。一次在银行兑换货币时偶遇艾丽丝·冯·罗达,使他与这位当时还在柏林大学化学系的女学生一见钟情。艾丽丝·冯·罗达,是德籍奥地利的贵族后裔。


在那段日子里,当同伴们外出写生或游览时,林风眠却常常和他的心上人携手在柏林四处游历,出入博物馆与剧院,聆听莫扎特、贝多芬、舒曼……度过了一段梦幻般的恋爱时光。正是罗达,把他引入了欧洲古典音乐的海洋,从此,音乐成为了林风眠毕生的爱好。


1924年初,林风眠带着新婚的妻子回到了巴黎。婚后一年,罗达怀孕了,年轻的夫妇沉浸在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之中。但是,产后不久,罗达染上严重的产褥热,离开了人世,新生儿也跟随母亲而去。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犹如五雷轰顶。儿时跟随祖父练就的石刻手艺,竟被用来为亡妻和孩子打造一方墓碑。


尽管林风眠始终走不出痛失爱妻的阴影,但是一年后,在林文铮等几位好友的撮合下,他与一位第戎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同学结婚了。这位妻子名叫爱丽丝·法当,虽然这场婚姻从未破裂,但在后来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他们却是聚少离多。


1924年5月21日,第一次“中国美术展览会”在德国斯特拉斯堡共和国广场的莱茵宫开幕,引起轰动。此次展览中林风眠参展的作品最多,展出了包括《平静》《摸索》等14幅油画和28幅彩画,共计42幅。


此时的林风眠,在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和中国古典工艺美术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中西调和的基本艺术面貌。他被法国《东方杂志》记者评为:中国留学美术者的第一人。


也就是在这次展览上,他与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大名鼎鼎的蔡元培相遇了。当时的蔡元培正旅居斯特拉斯堡,这位一心致力于以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传统的教育总长,也正在为祖国的教育事业物色人才,正是他改变了林风眠的命运。


这次展览,使蔡元培对林文铮、林风眠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将林文铮的美术理论文章交给自己学美术的女儿蔡成廉阅读,后来还把女儿许配给了这位青年才俊,对于林风眠,他则寄予了更为宏大的期望。


几天之后,由林文铮引路,蔡元培夫妇来到林风眠家中拜访,提出有意邀请他回国担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蔡元培在林风眠的家中住了三天,临别时留下了3000法朗。


对于蔡元培的赏识、信任和安排,林风眠兴奋不已,他终于可以回国施展满腔的抱负了。1926年,这位离家九年的游子,带着新婚的法国妻子,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近100年前,就在今天的协和医院对面,有一所当时中国唯一的国立艺术最高学府。这栋楼就是它的旧址,当时的全称为: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28年更名后,人们称它为北平艺专。


1926年3月5日,林风眠正式出任该校校长。从此,他成为了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年轻的艺术院校掌门人。在林风眠心目中,未来的国立艺专,将是东方的巴黎美院。他要按照欧洲美术学院的建制和教学体系,把这所学校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艺术殿堂。


尽管林风眠怀着满腔的报国之志,接到聘书后便迫不及待地回国赴任。但是直到动身之前,蔡元培也并没有告诉他,艺专早已成为了一个几乎无以为继的烂摊子。事实上,由于坚守传统的保守势力,与留日、留欧的革新势力的斗争异常激烈,历任校长多以辞职告终。


然而,对天真浪漫的林风眠而言,不管这所学校的现状如何,现在却是他实现艺术理想的最佳土壤。到校后他不但立即着手重建教学班子,还增建音乐、戏剧、雕塑系,而他本人,则兼教授、教务长和西画系主任。


不久,林风眠发表了《谈东西艺术之前途)一文。他以论述艺术是如何构成的、东西艺术根本之异同等问题为基础,正式提出了“调和东西艺术”的主张,力图在复兴东方艺术和调和东西艺术之间寻求新路。


作为“调合中西艺术”的具体措施之一,林风眠不仅特邀当时还只能算是个“乡巴佬”的齐白石来校执教,还请来法国画家克罗多来校进行油画教学。他希望齐白石的民间传统形式,和克罗多的新印象主义画风能给中国的绘画教育注入新鲜血液,从而培养出一批实践他艺术理想的新生力量。


1927年注定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自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历经10年的派系斗争,终于轮到思想守旧、反对民主、杀戳革命党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登台唱主角了。这一年的四月,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同年六月,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


就在这风云变幻的两个月中,怀着一腔热情的林风眠,却对身边如此严峻的政局似乎全然不顾,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艺术运动。


1927年5月11日,“北京艺术大会”在北京国立艺专正式开幕。此次展览采用了克罗多的建议,仿照法国沙龙形式,取消了中西绘画和图案的界限,200多件作品以混合陈列的方式展出。这在当时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一次艺术大展。


这场大会的宗旨,在于集中艺术力量,“实行整个的艺术运动,促进社会艺术化”,以及“使得一般民众得有与艺术接近之机会”。大会以绘画展览、音乐和戏剧表演为内容,通过刊物和张贴于街头的海报、标语,进行大规模的艺术宣传。


林风眠组织本校师生,根据北京艺术大会章程,在艺专校园内向全国艺术界贴出了惊天动地、全面出击的豪放标语。一时间,到处都是联合的条幅,到处都是打倒的口号。


由于部分作品抨击社会、直讽现实,激怒了刚刚执掌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时任教育总长的刘哲,公开批评国立艺专,严词责备林风眠:“学生中有左派人士之赤化、教学中有人体模特儿之腐化”,并称他为“赤化校长”,大有逮捕定罪之势。一介书生的林风眠,根本没有摸清时局的要害,而是据理力争。盛怒之下,刘哲放出话来,声言要枪毙了他。


在封建专制军阀的眼中,学生的思想、言论,必须受到严格的管控,林风眠提出“为艺术战”的主张,组织学生走出课堂举行各种艺术运动,简直是对教化的挑衅,是无法忍受的存在。艺术运动一举,使林风眠和整个艺专染上了共产主义的色彩。


此时的林风眠,还要照搬法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之风,校园内旧有的派系矛盾统统转而指向了他。一夜之间,这位校长成了众矢之的,他的理想只能以惨败告终。


林风眠被迫辞去校长之职,离京南下。



林风眠《鹭鸶图》


走向纯粹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南山路218号的中国美术学院,前身是始建于1928年4月的国立艺术院。在漫长的岁月中虽然几经更名,但是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会称它为杭州艺专。


这所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国立高等艺术学府,由近代教育家蔡元培亲手创建,它的第一任校长就是林风眠。这也是正值北京那场轰轰烈烈的艺术运动失败之后,辞职南下的林风眠又一次被蔡元培推上了历史舞台。


杭州西湖,水光潋滟,层峦叠翠。蔡元培之所以选中此地建立民国政府的最高美术学府,不仅仅是因为绮丽的湖光山色,更是与他所倡导的“以美育代宗教”的艺术教育思想有关。这也是当时蔡元培先生与林风眠先生商量决定的。


在1928年4月8日举行的开学典礼上,亲自到场祝贺的蔡元培在演讲中说道:西湖既有自然美,必定要加上人造美。


当晚,蔡元培退掉了豪华饭店的贵宾间,执意住在林风眠简陋的宿舍里,他此举的用意是想表明,他是多么器重这个不满28岁的艺术家,把他当做新艺术运动的旗手。


作为首任校长的林风眠又一次成为了贯彻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原则的力行者,他提出的办学口号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


1928年以后的林风眠,在杭州艺专这座艺术的象牙塔里,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得意的也最惬意的十年岁月,这里远离嘈杂,生活安定,不必谈政治,他终于可以安下心来搞艺术了。


位于西子湖灵隐路3号的这西式两层独立小楼,是林风眠的杭州故居,小楼面向西湖,林荫掩映,显得异常静谧,它是林风眠于1934年按照法式风格自己设计建造的。


故居的一楼原本是客厅,如今陈列着这位大师的生平,尽管人去楼空,但法籍女主人和混血女儿的照片依然被挂在醒目的位置上。


二楼是林风眠生前的画室,陈设犹如当年的模样,一张画桌、一张小床,如此简朴。杭州10年,繁忙的教学之余,林风眠就是在这里创作出了众多如诗如画般的佳作。


执掌杭州艺专的10年,也是林风眠实践自己调合中西艺术理想的10年,在他的引领下,林文铮、李金发、吴大羽、刘开渠、潘天寿、李苦禅、克罗多等一大批中外艺术精英追随而至。


林风眠认为“绘画的本质是绘画”,在教学上,他反对传统绘画过分追求书法的线条韵味,认为笔墨技巧掩盖了绘画的基本功能,强调以造型来表现艺术的情感。为了更彻底地达到中西调和的目的,他把原本分系教学的国画、西画两系合并为绘画系。


在林风眠的直接授业下,赵无极、吴冠中、朱德群、李可染、席德进、王朝闻、艾青等一批学子在这里起步,走上了艺术的成才之路。


除了美术教育,林风眠投入精力最大的就是艺术运动。1928年8月他发起成立了艺术运动社,力主“促成新时代艺术之实现”。他认为、北京的艺术大会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欠缺艺术的宣传,因此,他创立了校刊《亚波罗》杂志,并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论文,意在“发表艺术言论、广播艺术宣传。”


这一期间,林风眠用象征手法创作了大型油画《人道》《悲哀》《死》《人类的痛苦》等作品,风格一如他“中西调合”的探索,造型简约,大笔触粗线条,色调强烈而凝重。


1931年,蒋介石接夫人回奉化路经杭州时,前往艺专参观,当他见到《人类的痛苦》一画时,就问是什么意思?林风眠回答说:“我这是表现人类的痛苦”。蒋介石却说:“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么多痛苦?”有学者指出,从这件事情以后,林风眠就渐渐开始远离了政治。


1936年,代表着林风眠“艺术运动”精神的《亚波罗》校刊,在出到第17期时终于不再出版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时期的结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登陆金山卫,杭州危急。林风眠告别妻女,带领杭州艺专200多名师生,在钱塘江南星桥码头,分乘几只木船溯江向西驶去。


日军侵华,不仅改写了中国的现代史,也改变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进程。林风眠与师生员工带着大量的图书教具,汇入难民的大潮、向西南后方转移,其间颠沛流离,历经艰险困苦。


就在流亡之路上,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奉命合校,改称国立艺专,废校长制,改校务委员制,林风眠任主任委员。因与教育部及校内某些负责人意见不一致,林风眠痛而辞职。


就在位于重庆嘉陵江、长江交汇处的朝天门码头的对岸,一个被废弃的仓库里,林风眠孤身一人隐居在此长达七年。


这是80多年前抗战期间。林风眠几乎每天都在埋头作画,由于画材奇缺,他的画作不再是巨幅的油画,他因陋就简,把自己手边一切能够用来绘画的纸张,裁成二尺见方的小块,画面上各种颜料混杂在一起。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材料稀缺的无奈之举,使他的作品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风眠体,他开始画仙鹤、画嘉陵江、画裸女和仕女,热烈而沉静,萧瑟而洒脱,壮丽而平叙。


1940年3月5日,一代教育泰斗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当时,在重庆的各界人士都举行了悼念活动,但是竟无人将这一噩耗告诉独居长江南岸的林风眠。40年后,他才来到蔡元培的墓前,含泪献上了一束迟到的鲜花。


1946年,抗战胜利后,林风眠抛弃了所有行李、只带了几十公斤未托裱的画回到了杭州。然而抗战期间,他的别墅成了日军的兵营,自己的几幅巨幅油画,只剩下一些支离破碎的布条。林风眠与他的过去惨烈挥别。他不可能料到,自己历尽千辛万苦带回的这批新画,有一天也将被他亲手摧毁。


上世纪50年代初,为了表现劳动人民的新生活,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美术界开展了新年画运动,以此来推动当时的美术创作和画家的思想改造。在林风眠看来,这与他早年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是一致的,他怀着一种对新制度的憧憬自觉地参与其中。


他多次下乡写生,认为自己以前的那套办法也可以过渡到现实主义的作品上来。然而,这些作品却被认为是注重自我表现,不符合大众化、普及化的要求,不写实,不适用。


1951年春季,因为艺术追求不合时宜,无奈之下,林风眠黯然辞职,离开了心爱的西子湖畔,携全家迁往上海。


上海南昌路53号的这栋小楼里,是林风眠在上海的旧居,他在这里租住了将近26年。


定居上海的林风眠没有固定收入,却需要负担一家人的生活,最初他还能给原法租界的外国人卖几张画,但是到了1955年,随着上海的外国人纷纷离开,林风眠的画也无人向津了。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他的夫人和女儿、女婿只得去巴西投奔亲戚,这一别竟有20多年。


这时,已经55岁的林风眠又成了孑然一身,为了减轻负担,他将楼下的房屋退掉,自己独居在楼上,靠变卖一些当年从法国带回来的小工艺品和珍藏的旧唱片度日,可谓捉襟见肘、举步维艰。


此时的林风眠却像个苦行僧一样,不问世事埋头作画,在清苦孤寂中继续着中西艺术调和的探索。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林风眠终于在中西融合的道路上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他的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孤独、忧郁和磨难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林风眠,但是,在他的笔下,却衍化出了寂静的山川,仿佛一片超现实的梦乡。水墨淋漓的芦荡,潜伏着命运多舛的阴霾,秋鹜带着生的渴望奋力划破水的死寂。


林风眠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东西方艺术在他的画纸上融汇,最终演变成功,突破了传统时空、浓墨重彩、大喜大悲的戏剧人物。


怒放的鲜花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长袖当歌的仕女,带着飘渺的优雅温婉,却又交织着几丝孤寂,传递着悲天悯人的期许。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全民族浩劫开始,林风眠感到自己如一叶孤舟在巨浪中颠簸,随时可能被吞没。为免受牵连,他亲手将自己半生的心血,毁于一旦。


2014年8月,《百年巨匠》摄制组来到了艺术大师林风眠人生的最后一站——香港。漂泊一生的林风眠就是在这里的14年间,最后完成了自己“调和中西艺术”的绝唱。


此前,“文革”结束后已经78岁的林风眠,在中学校友叶剑英的帮助下,经香港去巴西与亲人团圆,但是仅仅两个月后,他就独自一人返回了香港。


1977年来到香港时,林风眠就是居住在九龙的弥敦道一家国货公司顶楼的仓库里。


晚年的林风眠一如上海时一样,深居简出,埋头作画,后来义女冯叶辗转来港,他身边才多了个照顾自己,打理生活的人。


尽管生活相对拮据,但林风眠的创作却有了自由表达的空间,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凭着记忆,一张一张重新画出了那些曾经被他亲手毁掉的画作。


1991年8月12日,林风眠因心脏病、肺炎并发症病逝于香港港安医院,享年91岁。临终前,他取笔留下遗言:“我要回家”!


经过一生的风雨,在孤寂的最后岁月中,回光返照的林风眠终于安心地走向了艺术的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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