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开启了全新的人物画笔墨范式

原标题：“纸老虎”黄胄的速写执念

黄胄1961年作《哈萨克猎人》（手稿）

黄胄画给《体育报》的速写原稿

“黄胄是纸老虎。”

这话在上世纪广为流传，北京的老画家都知道。据说，那会儿光是宣纸，黄胄一个月就要用掉24刀，每次买纸都得用三轮车运，真真是“用纸的老虎”。

“搞了这一行，我像是中了邪，行、走、坐、卧不离这个……谁要是给吃好的、喝好的，就是不让我画画，我可能就会疯了。”

黄胄以速写出名，少年时代起就勤作速写，见到什么感兴趣的事物便立刻画下来，速写本几乎从不离身。甚至，谈恋爱时也能随时随地画起来，把姑娘都给气跑了。他曾说：“一个画家如果离开了速写本，不随时记录他在生活中感受的东西，他的艺术生命也将枯竭。

”

1947年，面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黄胄写道：“要做一个新时代的画家……他是应当和别的艺术一样，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不是同样可以作为时代的号角与黎明的晓钟吗？”

新中国成立那年，二十四岁的黄胄在基层连队用满腔的热情画翻天覆地的变化，总觉得有画不完的题材。但黄胄早期的速写作品曾数次遭到散失，文革初，其完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高峰期的速写大部分被毁，现保存下来的多为七八十年代的作品。

幸运的是，《体育报》创刊老报人保存了黄胄的数件精彩速写——《体操速写二帧》《体操少女》《体操人物速写》《体操人物》，均完成于1962年。这是他最擅长的题材，在他艺术创作的高峰期。

黄胄对体育题材的兴趣，与速写一样源于少年时代。他原名梁淦堂，少时曾在体育比赛中获得过一面写着“炎黄之胄”的锦旗，便摘其中“黄胄”二字作为笔名。

上世纪50年代初期，黄胄的创作进入盛期，受到徐悲鸿器重。1953年，他的《打马球》在全国性美展中获得一等奖，这正是一件体育题材的作品；1957年，《洪荒风雪》又荣获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艺术展览会金奖，名重一时。1959年，黄胄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美术创作员，之后到新疆、金沙江部队、韶山、井冈山等地，几年内画了上万幅生活速写，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黄胄在速写、素描上的成就，令当时对创新已经产生困惑的中国画坛对他产生了研究的兴趣。1957年和1962年，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先后两次举办了“黄胄速写展”。

黄胄在艺术创作上的丰产，基于他的天赋与擅长，却也与当时速写在新中国的迅猛发展有关。

1955年3月，北京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中，第一次，“速写”在全国美展中成为一门独立绘画种类。黄胄的《少年》和《吹唢呐》、叶浅予的《来自草地》和《舞蹈速写》都在展出之列。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吴雪杉曾在《媒介意识形态：1950年代的“速写运动”》中指出：

1954年1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蔡若虹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上任后的第一篇重头文章，文章提倡所有画家都要画速写：“我们必须跑到画室以外的生活中去，必须不间断地进行各种生活形象的速写，必须认识到生活形象的速写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我们必须停止画家身边不带速写簿子的不良状况；在我看来，作为现实主义的画家的主要条件，应该首先看他有多少速写簿子；因为没有生活形象的积累就没有‘现实生活’的根据，因而也没有‘现实意义’的根据。”

随后，中国美术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绘画组举行了一场关于速写问题的讨论会，40多位参会者在会上达成了共识：一个现实主义的画家，必须随时随地多画速写，这不仅是可以记录生活、锻炼技巧，而且也可以进一步帮助画家更深入地观察生活。这一共识迅速被美术家们反应在全国性的展览和报刊、杂志上。

而黄胄正是“速写运动”中的佼佼者。

他靠速写起家，并独创性地将速写融入中国画，开启了全新的人物画笔墨范式，拓展了中国画的艺术语言，是自古迄今将速写运用于中国画最为成功的大家之一。

画家常书鸿曾讲到过1948年他在兰州见到黄胄时的印象：

“他手里提着一个自己设计制造的活动速写画夹，两边两个卷轴、边卷边画，展开后是一二丈长的横幅，上面画满了各种人物和毛驴的速写，奔放自如，了无拘束。他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就是这一些……就是这些么。’我有些激动地说：‘这样的成果你还以为不够吗？你这种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努力，将来肯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大画家。’”

不过十余年，黄胄已然成为当时中国画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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